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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母亲的最后一次逃离》精彩章节试读
第一章
林晚把手机屏幕朝下扣在桌面上，像是这样就能把那行字从现实里删除。
“你妈住院了，脑梗，半边身子动不了。你爸让你赶紧回来。”
她盯着对面咖啡杯里已经凉透的拿铁，奶泡塌陷成一个丑陋的坑。窗外是上海十一月灰蒙蒙的天，这座城市没有任何一个角落属于她，但她在这里活了八年，从二十二岁到三十岁，像一棵被连根拔起后插进水泥地的树，竟然也勉勉强强地活成了。
手机又震了一下。
“你还在不在？听见没有？”
是她姐林岚发来的。林晚有时候觉得，林岚这辈子最大的成就就是留在了那座南方小城，嫁了个本地男人，生了两个孩子，每周回去看一次父母，然后永远有资格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低头看着远在上海的妹妹，用那种“你不孝”的语气说话。
林晚拿起手机，打了四个字：“知道了，回。”
她请了年假。领导看了一眼请假条，欲言又止，最后只说了一句“家里事要紧”，甚至没有问请多久。在上海这些年，她学会的最重要的一课就是不要把私人情绪带到职场，领导不需要知道她母亲病了，同事不需要知道她昨晚哭过，所有人都只需要知道她能准时交差，能搞定客户，能在加班到凌晨之后第二天依然精神抖擞地出现在早会上。
这是她从小就会的事情——扮演一个让别人满意的角色。
高铁从上海到南城，四个半小时。林晚选了靠窗的位置，戴上耳机，把歌单调到一个谁也不会打扰她的音量，然后望着窗外飞速后退的风景发呆。田野，村庄，隧道，桥梁，这条线她太熟了。八年来她在这条线上来来回回，每一次回去都是因为同一个理由——家里有事。
但她心里清楚，她回去，从来不是因为那个“事”本身有多重要，而是因为如果不回去，那个愧疚感会像水一样从四面八方涌来，渗进她的每一个毛孔，让她觉得自己是这个世界上最差劲的女儿，最烂的人。
高铁到站的时候已经是下午四点半。南城的天空比上海亮一些，空气里有一种她说不清的味道，像是潮湿的泥土混着某种熟悉的、让人本能想逃离的东西。她拖着行李箱走出出站口，一眼就看见了林岚的车，一辆白色的大众，停在临时停车带上，双闪灯一跳一跳的，像某种焦躁的心跳。
林岚摇下车窗，脸上的表情是那种标准的“我很累但我在撑着”的长女表情。她看了林晚一眼，没有寒暄，没有问候，甚至连一句“路上辛苦”都没有，直接说：“上车，妈在等。”
林晚拉开副驾驶的门坐进去，安全带刚扣上，林岚就一脚油门冲了出去。
沉默了两分钟。南城的街道在车窗外缓慢流淌，一切都没变，五金店，水果摊，电动车在人行道上横冲直撞，路边的大榕树垂下气根，像一排沉默的老人。林晚看着这些，忽然觉得荒谬——她在上海过着一种完全不同的生活，有完全不同的社交圈和完全不同的语言习惯，可每次一回来，所有这些都被一键清零，她又变成了那个十六岁的、缩在自己房间里的、不知道怎么跟母亲说话的林晚。
“医生说情况不算太差，”林岚终于开口了，语气像在念一份报告，“左半边身子目前动不了，但意识清楚，说话没问题。恢复期至少三个月，后面的情况看康复训练做得怎么样。”
林晚点了点头。
林岚侧头看了她一眼，嘴角动了一下，像是有话要说，但又咽了回去。快到下一个路口的时候，她还是没忍住：“你知不知道妈住院之前一直在念叨你？”
林晚没有说话。
“她说你好久没打电话了。我说她，你自己不会打啊？她就不说话了。”林岚的手在方向盘上握紧又松开，“你知道她那个人，她不会主动给你打电话的。她等你打给她，你不打，她就觉得你心里没有她。”
林晚把脸转向车窗。玻璃上映出她的脸，一个模糊的、面无表情的轮廓。她想起上一次给母亲打电话是三个星期前，通话时长四分十二秒，内容大概是这样的：妈，吃饭了吗？吃了。身体怎么样？还好。工作忙吗？忙。上海冷不冷？还好。多穿点。嗯。然后沉默，沉默，沉默到两个人都觉得应该说点什么了，就又同时开口，撞在一起，又同时收声。最后是母亲先挂的电话，她听着那声“嘟”响了好久才把手机从耳边拿下来。
不是不想打电话，是不会打。
她试过很多次，想找一个安全的话题，一个能让对话自然进行下去而不至于在某一个节点突然坠入深渊的话题。但她从来没有找到过。她们之间的任何话题，只要超过三句话，就会触到某个暗礁，然后母亲的声音就会从普通频率切换到那个频率——那个带着刺的、阴阳怪气的、让林晚从小到大一听到就浑身发紧的频率。
“你现在是不是嫌我烦了？”
“我这个当妈的，连你电话都不能打了？”
“行，你忙，你忙你的，我不打扰你。”
然后就是一阵忙音。
林晚后来学会了在母亲说出这些话之前主动结束通话。“妈，我这边还有点事，先挂了。”这句话她说得越来越熟练，熟练到几乎不需要过脑子，像一个预设好的逃生按钮，一旦检测到危险信号就立刻按下。她知道这样不礼貌，知道这样会让母亲更不高兴，但电话那头的母亲永远不知道，她在挂断电话之后，常常要坐在原地缓很久，才能把那个突然加速的心跳压回正常范围。
人民医院在南城的新区，一栋灰白色的建筑，门前停满了车。林岚绕了两圈才找到一个车位，倒车的时候倒得咬牙切齿，方向盘打得飞转，林晚觉得那个方向盘如果是人，已经被她扇了好几个耳光。
停好车，林岚拔了钥匙，忽然靠在椅背上，长长地呼出一口气。
“林晚，”她叫了一声妹妹的名字，声音里所有的坚硬忽然都碎掉了，露出底下那种只有家人面前才会显露的疲惫，“我真的好累。”
林晚看着她。林岚今年三十二岁，比她大两岁，但看上去至少老五岁。眼角的细纹，额头的痘印，头发随便扎了个马尾，穿一件起球的灰色卫衣，袖口沾着不知道是孩子的口水还是什么。她是那种把整个人生都绑在别人身上的女人——绑在父母身上，绑在丈夫身上，绑在孩子身上，把自己勒得喘不过气来，然后还要笑着说“我愿意”。
“这段时间都是我在医院守着，”林岚说，眼眶红了，但没有哭，她从来不在林晚面前哭，就像林晚也从来不在她面前哭一样，这是她们姐妹之间一种奇怪的默契，一种从青春期就开始的、以冷漠为外壳的温柔，“爸那个人你也知道，在医院待不住，待一个小时就吵着要走。我一个人，又要办手续又要跟医生沟通又要照顾妈，昨天晚上就睡了三个小时。”
林晚想说“辛苦了”，但这句话在嘴边转了两圈又咽了回去。不是不想说，是觉得说了也没用。她和林岚之间的关系就是这样，隔着一层东西，那层东西叫“你为什么可以走而我不能”。
她没有选择去上海读大学然后留在那里工作吗？她有。但林岚也可以选择，只是她选择了留下。这个选择本身没有对错，但在过去八年里，它成了一把尺子，被所有人——主要是她父亲和母亲——用来丈量两个女儿谁更孝顺。
结果不言自明。
“进去吧，”林岚推开车门，“妈一直问你什么时候到。”
病房在六楼，神经内科。电梯里弥漫着一股消毒水的味道，混着某种说不清的、属于医院特有的气味，让人本能地感到不安。林晚站在电梯里，盯着楼层数字从1跳到2再跳到3，心跳随着数字的上升一点点加速。她已经二十八岁了，是一个在上海独立生活了八年、处理过无数次职场危机、经历过两段无疾而终的感情、以为自己已经足够成熟和强大的成年人，但此刻她站在医院电梯里，紧张得像个犯了错被叫家长的小学生。
这种感觉太熟悉了，熟悉到让她愤怒。
四楼。
五楼。
六楼。
电梯门打开，走廊很长，日光灯白得刺眼。林岚走在前面，步子很快，林晚拖着行李箱跟在后面，轮子在塑胶地板上发出闷闷的声响。她们经过护士站，经过一间间半掩着门的病房，里面传来电视的声音、病人呻吟的声音、家属说话的声音，所有这些声音混在一起，像一首关于人间疾苦的白噪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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